这些九卿官署下的新牙门，每年是可以拨给大批经费的，更有能领俸禄的正式人员编制，至于可以自行征辟的临时工，更是数不胜数。所以冯衍也希望能多争取来几个，官署管的事多，就意味着权力大，官员多，财政预算也多，长官也有面子。
如今，一听自己千辛万苦打通的活，居然要分给竞争者一半，冯衍老大不乐意，直到第五伦笑道：“这南中之事，还是由卿全权管辖，典属国、绣衣卫派来的人，算是借调，听凭冯卿差遣。”
这下，冯衍才又高兴起来，继续兢兢业业向第五伦述职。
“公孙述之所以铸铁钱，缺铜是一大缘由，但成家既然愿与我朝媾和，专事南方，若一年半载后控制犍为，则南方之铜源源不绝，公孙述却连一年都等不了，急切铸币，为何？国用不足之故也！”
冯衍描述他在成都的所见所谓：“公孙述其实尚未占得全益，蜀中田亩虽膏，，但豪族大姓亦强，分走泰半利益，成家每年田租赋税尚不如我朝十分之一。”
“然而公孙述类王莽，喜欢修饰边幅，在内，其朝廷遍设百官，三公九卿无一不全，俸禄亦按汉、新颁发。公孙述又分封二子为王，诸亲信为侯，大兴土木建造宗庙、宫殿。”
“在外，公孙述为开拓疆域，征伐大批壮丁入军，新莽时，益州三征句町，已显疲态，如今公孙述既不与民休憩，反穷兵黩武，且不说益州百姓内奉万乘，外给三军，已不堪其命，就说朝廷府库，只怕早已空虚。”
冯衍说出了他的结论：“故公孙述只能急铸铁钱，强迫百姓使用，以钱采买军备，以资国用，又给吏员颁发俸禄，以省粮秣。”
第五伦也不吝夸奖：“窥一斑而知全豹，不愧是予之‘张仪’，先生这次入蜀，成效颇大啊。”
他又举起一枚铁钱，看向若有所思的少府宋弘：“从这铁钱上，予就知道公孙述心中急功近利，而其小朝廷捉襟见肘，看来予的国策是对的，巴蜀不必先伐，五年十年之后，就算公孙庙堂尚在，国中货殖民生也将衰败混乱。”
冯衍还只是见微知着，从细处看透成家的困境，第五伦这句话，却是实打实的预言了。
宋弘出了名的直愣，一皱眉，竟反问皇帝道：“巴蜀素来以富庶着称，盐、铁、粮食、人口都很充足，可与蜀西氐羌换马，哪怕与外界断绝往来，也能自给自足，陛下何以预见，其民生将速溃？”
因为经济自有其内在的规律啊，第五伦点着一旁的史官，让他们好好记下自己接下来要说的话。
“金银天然不是货币，但货币天然是金银！”
……
自战国以来，直到汉、新，黄金便是实打实的法定上币，这是毋庸置疑的事。
但它为什么是上币，却从来没人说清楚过，所有人都习以为常，直到第五伦当着两位臣子的面，道出了货币的实质。
他说，货币是平衡物品的等价物。而金银作为一般等价物，不但数量稀少，便于分割、价值统一、外形美观，且除了作为奢侈品装饰外，在工农诸事上，其实没有太大的用处，因此是最理想的货币。
作为天然货币，哪怕铸成金饼，交易时一般需要称量。
宋弘听得半懂不懂，但还是下意识地反驳：“陛下，黄金为上币由来已久，但银，只有数百年前，楚国曾以之为币，后汉武令人铸银币，然不久便废。”至于王莽时的银货，作为反面例子，就不必再说了。
第五伦却神秘一笑：“宋卿姑且待之，银日后为天然宝货，遍行天下，亦是迟早的事。”
又道：“以铜来论，作为货币，便大不如金银，一来，以成块之铜，难以切割交易，须得由官府铸币方可。”
“其二，铜数量远多于黄金，尤其以南方居多，地方豪强、诸侯控制矿产山林，常能获得。”
“其三，铜常用于制作兵刃、构件、农具等物，流通起来，若用于铸钱的铜太多，实属浪费。”
所以，铜币的价值和金银不同，除了其本身作为“贵金属”的价值外，还有一个政权赋予它的信用价值，是为一种信用货币。
而且这信用价值，哪怕是最低面额的五铢钱，往往远超铸铜币本身的花费几倍，所以盗铸才是一门暴利生意，哪怕砍掉再多盗铸者的脑袋都拦不住。
王莽就是最好的例子，铜币的面额越大，盗铸就越疯狂，以一枚“大布黄千”而言，成本低廉，却值一千枚小钱，1000%的利益，脑袋别腰带上也值啊！
第五伦看着手心的公孙铁钱：“至于铁，用于铸币时，则更不如铜，无怪乎自古以来，鲜少有人以其铸钱。”
“它比铜更易得，也更易锈蚀损耗，本应更贱，但公孙述却赋予它与汉五铢钱一样的价值……故而，此举与王莽铸大币掠天下财，并无不同。”
依靠成家小朝廷的官府和军队，公孙述能顺利推行铁钱这种“不足值货币”。用铸价低廉的信用货币，将粮食、蜀锦等实物换取来，顺便用铁钱作为俸禄发放，强迫它在市场上流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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