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干就干，蒙仲立刻下令将军中的战车通通聚集起来，总共收拢到战车三百余乘，大约是一千多匹战马。
或许有人会问，仅仅三百余乘战车，可为何却有一千余匹战马？
原因很简单，因为战车是驷马拉乘的，即一辆正规的战车，应当由四匹战马拉乘。
提到此事，就不得不讲述一下战车发展的历史。
战车，其实在商国时就已经成为军队中必不可少的战具，它由两匹马拉乘，乘坐在战车上的人一般是采取跪坐的方式，作战时则用手戈、短戈（约1米到1.8米之间），与其说此时的战车是一种战争兵器，倒不如说是一种载具，即交通工具，用途在于运输士卒到制定的战场——这里说的是士卒，而非兵卒。
待等到周国时，战车逐渐被当成战争兵器使用，首先车厢已经过改良，使战车上所载的士卒可以不必再采用跪坐的姿势，而是可以直立在车厢上，且车上士卒所用的兵器，也逐渐由手戈、短戈转变为长戈（近3米），此时的战车已逐渐成为战场上的凶兽，直到如今，这种恐怖的战争兵器仍然活跃在战场上。
事实上，就算战车的车厢经过几百年的改良与改进，甚至从“跪坐式”改变为“直立式”，但其实车厢本身的重量却没有太大的增加，而战车上的士卒，亦仍抱持在三名左右，那么问题就来了，为何战车需要四匹马拉乘？
按照战车“两服上襄、两骖雁行”的说法，事实上主要拉乘战车的，其实就是最中间那两匹战马——这两匹战马称做“服马”，受到轭和衡的约束，必须齐头并进；而左右两侧那两匹战马，则称作“骖马”，它们虽说也负责拉车，但其实并非拉车的主要角色，它们主要负责在疾驰时使战车“拐弯”。
因为中间那两匹服马是没办法拐弯的，倘若前方受到阻碍，驾驭战车的士卒就必须依两侧的骖马，用依靠鞭子抽打等方式，使两侧的骖马改变方向，迫使其余三匹马跟着它移动，原因就在于骖马身上套有一种叫做“胁驱”的道具，即能防止骖马过于靠近内侧的服马，也能在紧要情况下强迫服马服从它的前进方向。
当然，即便如此，由于服马受“轭衡”约束的关系，纵使有两侧的骖马牵拉，服马还是很难改变方向，以至于战车改变方向时往往都会跑出一个距离非常大的弯，很不灵活。
不过比起正面撞上阻碍物，这显然要好得多。
而除了负责“拐弯”以外，两匹骖马还有另外一个更大的通途，即是在那两匹“服马”不幸死亡后代替它们的位置，继续拉乘战车在战场上奔驰、作战。
这正是当今主流的战车采取驷马战车，以及一辆作战战车上需要由四匹马拉乘的原因。
因此也无需奇怪魏军三百余战车却为何有千余匹战马，事实上，这一千余匹战马还是在那三百余辆战车很多都没有“满编”的情况下，倘若战马满编，战马的数量可能会接近一千五百匹这个数字。
当然，就算是一千余匹战马，也足够蒙仲打造骑兵了，毕竟他打造这支骑兵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反牵制”秦国的军队，主要又不是为了与秦军作战，一千名骑兵，足够了。
战马有了，那么剩下需要考虑的，便是马具与骑卒。
马具，即方便驾驭马匹的辅助器物，这个词首先出现在中原是在赵国，自赵国胡服骑射改制之后，战马被正式作为骑兵作战骑乘使用，因此赵国单独为这种骑乘的战马设计了马具，除了原本就已出现的笼头与缰绳以外，又改良了“马鞍”——当然，此时的马鞍，还仅仅只是仿造胡人骑兵的马垫所改良的，主要目的不是为了作战，而是让骑卒能稍微舒服地骑在马背上。
记得在赵国时，蒙仲等人也尝试过裸骑战马，即不依靠任何鞍具——这是每一名赵国骑兵都需要经历的，但其中滋味确实不好受，蒙仲等人当时非但被颠到反胃，胯骨位置的嫩肉亦在颠簸时被马背、被布料摩擦地鲜血淋漓，以至于有段时间他们只能用笔笔直的双腿跨着大步走，稍稍一动，胯骨处就传来撕裂般的剧痛。
总而言之，此时的马鞍主要是用来保护骑卒长时期骑乘的。
而除了笼头、缰绳与马鞍外，赵国还有一种非常关键的马具，那便是马镫。
同样的，此时赵国的单边马镫，也不是用来协助骑兵战斗的，它的作用仅仅是方便骑士翻身上马，而在骑兵骑乘战马的期间，骑兵主要依靠双腿加紧马腹来稳定身体，这就导致骑兵在骑乘时下半身时刻处于肌肉紧绷的状态，以至于在经过长时间的骑乘后，当骑兵在下马后可能连走路都走不稳。
鉴于这些本来用于拉车战车的战马本来就有笼头与缰绳，因此蒙仲等人需要准备的马具，只需马鞍与马镫即可。
马鞍好解决，随便找些厚布、衣服绑在马背上即可，反正主要的作用是防止骑兵被坚硬的马骨头颠伤骨头——虽然蒙仲知道这种玩意根本谈不上马鞍，且真正的马鞍，其作用也远远不止如此，但没办法，他这会儿上哪打造一批马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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