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毕竟相对贫困些，从他们手里榨汁仍然不敷财政的巨大开支，而且农民是立国基础，逼急了搞不好变成大规模民变，或是逼良为匪，那就得不偿失了。
“奉天券”是个好东西，但是随着前几笔发行被强制认购后，没见到一点好处的大众对这个东西变得敬而远之----说是十年之后连本带利兑现，可十年是多长的时间啊，民国军阀更换如走马观花，谁知道政|府到时还在不在呢？再说老是一昧强制，政|府公信力也显得不足不是吗？
有没有一种税源是长久的、民众不得不交的、政|府获利较大的？答案是肯定的。凭着穿越的经验，张汉卿自然想到了房产税。想想当初中国的地产发展，那叫一个狠呐：眼看着房价呼呼往上窜，买的人还是彻夜排队还要走后门，没钱宁愿借贷款恨不得从六亲八大姨处得到哪怕一个铜子，举债过日子吃糠咽菜也在所不惜。若把这股力量逼出来，何愁没钱？
怎么搞？难道政|府也投机做房地产生意？这一念头刚在脑海徘徊，立即被自己呸掉。
怎么可以这样？在关系到全体国民福祉的问题上政|府怎可如此短视？政|府不是开发商，挣一笔就跑，还要为百姓的后半生着想呢！房价越堆越高，肥了商人，苦了刚需者。弄到最后，官商勾结让房价如火箭般上涨，国N条都像火上加油一般。想一想当初自己为了弄个婚房，倾家荡产好不容易才付个首付，让刚享受改革开放成果的一家瞬间回到解放前，除了有个带盖的屋子。这种事不能做。
好像穿越前一刻政|府还搞了个房产税试点，不过效果并不明显。但是美国的税收制度对炒房族约束极大，所以美国人极少有做这个事发财的，为什么？无非是让你觉得无论在短期内没好处呗。因为人家有办法：从交易到入住，都是要交税的，所以持有成本极大。就是到将来出售，因为都是刚需，很难有预计的大涨前景，所以都很谨慎。
要从房地产中搞一笔钱且不造成杀鸡取卵或者控制交易暴利，需要适当地征税，前提是房屋交易透明化。
可是中国从古代到清末一直没有房管局，也没有房本儿。古人买卖二手房，其产权证明主要就是那张房契，百姓房产交易并不过户，而是直接直接交了房契就完事儿了。房契是什么东西？无非就是一张购房合同，合同上写的还是原业主的名字。如果要过户，只能让房契过户：买卖双方重新签一张房契，然后去衙门缴纳契税，让县太爷在房契上盖一个红戳儿，再撕下房契的存根部分，留在县衙里作为备案就行了。
想让房契过户，必须得缴契税，这个规矩从北宋一直延续到到清朝末年，其中契税税率一直在变，最低2%（宋仁宗即位时），最高9%（康熙平三藩的时候），再加上各种各样附加税，最多能占购房款的16%。也就是说，你花100万买了一套房，光过户可能就得花掉16万元！
为了省下这笔钱，古人买房往往并不过户。打个比方说，小明今年把房子卖给了小强，二十年后小强又把这套房子卖给了小红，小红又在三十年后将房子倒卖给小芳，如此这般过了半个世纪，你再看房契上的业主姓名，竟然还是早已作古的小明！
房产交易不过户，遇到购房纠纷会非常麻烦，假如小明的子孙强行霸道，找小芳要房子，小芳连个证据都拿不出来。所以从北宋到清末，历代政|府都在劝说购房者过户，这样做一是可以减少纠纷，二是还能增加政|府的契税收入。
问题是过了户也不一定安全。古代政|府没有电脑，档案管理异常混乱，县官每隔两三年就能换一届，假如新上任的县太爷是个糊涂蛋，是极有可能把购房者留作备案的房契存根（清朝称之为“契尾”）弄丢的。存根丢了，新业主的不肖子孙再把房契弄丢了，从此无凭无据，你说房子是谁的？谁拳头硬就是谁的！翻翻《名公书判清明集》，再翻翻《三言二拍》，房产纠纷俯拾皆是，史不绝书，把父母官搞得头大如斗，其中关键原因就是交易混乱、产权不明、档案管理太落后的缘故。
直到进入民国，国父孙逸仙先生为了厘清产权，减少纠纷，呼吁进行不动产登记。各地市政|府先后响应孙先生的号召，纷纷在地方法院下面设立“登记处”或者“登记局”，让当地业主都主动去法院申报房屋位置、房屋面积、房屋质量和房屋现值，登记处或者登记局先审查，再公告，确信没有产权纠纷了，再登记备案，最后发给业主一张《不动产登记证》。
现在张汉卿就要施法这个制度，先从东北各大城市做起。
1918年12月，奉天、吉林、黑龙江自治政|府各地方审判厅登记处在各个城市张贴不动产登记布告，是用白话文写的，全文如下：
“本厅自民国七年十二月一日创办不动产登记制度，已经印发过十几万张传单，对大家说明了。东北的土地房屋自庚子变乱后，关系很复杂。有补签的，有失契的，有盗典、盗卖、盗押的，打官司的实在不少，一经登记处登记，权利就算是永远确定了，什么盗卖伪造的事情均敢保其没有，即万一遇到兵灾水火，契据丢失，不须登报声明，不须找铺保补契，就可以对抗第三人。从本年十二月一日起，土地房屋每价值千元，只收三元登记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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