待廉驳与李睦皆返回各自的驻地后，前者在犹豫了半响后，终于还是决定履行自己作为“魏将”的职责，当即亲笔疾书，将“韩国或有可能提早对魏用兵”的消息写在书信上，派人立刻送往河东守、临洮君魏忌手中，再托付临洮君魏忌转告魏公子润。
而李睦呢，亦迅速返回雁门关，写下一份书信，将“廉驳已投魏国、且被任命为云中守”的惊骇之事，火速送达邯郸。
看着信使离开之后，李睦来到雁门关的城楼上，皱着眉头眺望着云中郡的方向，心中不由得暗暗叫苦。
要知道，一旦韩国对魏国宣战，本来李睦的对手就极为强劲，河套的韶虎、河西的司马安、河东的魏忌、上党的姜鄙，这些魏将，哪个是好相与的？
而如今，再加上一个廉驳，纵使是李睦，也不晓得当战争来临时，他雁门军将如何打开局面——到时候他以及他麾下雁门军需要面对的魏军，阵容实在是太强大了，就算有上党守乐成与阳邑侯韩徐二人帮衬，说实话李睦也没多少把握能突破魏国的西路。
待密信送出之后，李睦忽然想到一事，心中暗道一声不妙。
因为在两人碰面时，廉驳曾向他询问率军出雁门关的意图，当时李睦并不知晓廉驳已经投奔了魏国，便如实相告，告诉廉驳他率军出关的目的，乃是为了驱逐西地（定襄）一带的异族部落。
廉驳那是何等人，曾是他韩国智勇双全的猛将，难保此人不会从中猜测出什么。
在这个视为自己的时代，效忠君主远远高于回报母国，李睦毫不怀疑，廉驳若是从他的话中猜到出了什么，十有八九会向魏公子赵润禀告。
想到这里，李睦一边暗暗懊悔，一边急忙又写了一封书信，命人火速送到邯郸。
数日后，河东守、临洮君魏忌便收到了廉驳的书信，意外之余将书信拆开，细细观读。
待看到廉驳在信中猜测，韩国或有可能提早对魏国用兵时，临洮君魏忌非但丝毫没有慌乱，反而莫名地欢喜。
原因就在于，临洮君魏忌是魏国为数不多收到过太子赵润密信、知晓太子赵润率军前往宋郡是为了诱使韩国提早对他魏国用兵的人。
整个河东、包括河套、河西，就只有临洮君魏忌得知内情，而除此之外，已悄然将镇反军驻扎在南燕的南梁王赵元佐，则是另外一位知情者。
在魏国诸将领统帅中，唯独临洮君魏忌与南梁王赵元佐知晓此事，除此之外，哪怕是韶虎、司马安、燕王赵疆等等，对此皆不知情。
倒不是说赵弘润不信任这些人，只不过，临洮君魏忌与南梁王赵元佐，是他选定的这次对韩战争的统帅之二，因此他当然要事先与二人通通气，至于不告诉韶虎、司马安、姜鄙、以及燕王赵疆等人，那是怕他们率先调动兵马布防，引起韩国的怀疑。
正因为如此，今日得到廉驳的书信，临洮君魏忌暗暗欢喜：韩国果然上钩了！
而除此之外，临洮君魏忌对廉驳亦是高看了几分，他真没想到，出身韩国的廉驳，居然会将这件事禀告于他，且托他提醒太子赵润。
他必须承认，廉驳不愧是忠义之士，懂得大义为公（君主）、不徇私情。
想了想，临洮君魏忌索性就将廉驳亲笔所写的书信，派人送向了太子赵润手中——反正在他看来，这份看似军情紧急的书信，其实是那位太子殿下精心谋划的结果，又怎么可能会被韩国偷袭得逞？
他之所以将廉驳的书信派人送到太子赵润手中，只是他觉得，似廉驳这等忠义之士，应当得到嘉奖而已。
又过了十余日，雁门守李睦的书信先一步送到邯郸，先后呈于厘侯韩武案前。
当得知廉驳已投奔魏国、且担任云中守后，厘侯韩武心中暗骂——其实主要倒不是唾骂廉驳，而是他借此宣泄心中的懊恼，毕竟廉驳可是他韩国数一数二的猛将，没想到居然会在这种关键时候，投奔了韩国的劲敌魏国。
而雁门守李睦的第二封书信，更是让厘侯韩武提高了戒心。
跟李睦的判断类似，厘侯韩武也觉得，倘若廉驳猜到他韩国有可能提早对魏国用兵，那么出于其目前所担任职务的职责，廉驳极有可能向魏公子润禀报。
也就是说，留给他韩国考虑的时间不多了——要么放弃这次机会，要么，就尽快对魏国动手，免得魏人有所防备。
当日，厘侯韩武在府上书房来来回回走了几个时辰，权衡利弊，考虑着是否该趁着这次机会对魏国动兵。
直到黄昏前后，他这才咬了咬牙，做出了决定：“打！”
将令下达，暴鸢、靳黈、荡阴侯韩阳、以及公仲朋、田苓等人，但凡是在邯郸附近的韩将，皆收到了命令，前往各自军营召集军队，准备战争。
同时，厘侯韩武亦命令雁门守李睦、代郡守司马尚、太原守乐成、渔阳守秦开、北燕守乐弈、巨鹿守燕绉等国内的驻边豪将，尽快率领麾下精锐边防军南下，发动这场针对魏国的全面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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