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帮家伙们纷纷低下头，不敢与霍崇的目光对峙。只有钱清与雷虎两个才回望了霍崇。
沉默了好一阵，给了霍崇把这帮家伙的表情观察一番的充足时间。霍崇正有些失望，钱清开口问道：“先生，这些责任该怎么算？难道也用大清律不成？”
霍崇也不知道钱清到底想说什么，《大清律》固然是现在不得不暂时使用的律令，然而霍崇可没有想一直用下去。华夏朝廷定然会有自己的一套法典。
正考虑是不是要在这里和钱清把这个问题说开，杨望富开口问道：“先生，这也要用大清律里面的条例么？”
霍崇听到这话，一时有些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所以暂时不吭声。
对于新中国的人来说，听到大清就感觉有原罪。大清本就是错的，这是本能的感受。
即便知道一杆子打翻一船人并不合理，霍崇也不想去纠正。不管怎么讲，霍崇也没有屎里淘金的愿望。而大清从头到尾也就是从垃圾到更垃圾的一个过程。真心没啥好挑出好的。
所以杨望富的话的确让霍崇非常不高兴。但是霍崇依旧不想批评杨望富，毕竟从工具的角度，大清律本身里面也不是没有些东西暂时可以拿来用。
而且根据地里面对大清律的研究与利用，是文史馆负责。文史馆里面的成员就包括丁举人和霍崇现在的老丈人罗秀才。
原本霍崇以为满清的统治阶级中所有人都会不顾生死的起来与华夏朝廷奋战到底，结果事实还真不是如此。便是大部分满清上层在反对华夏朝廷，起码还是有一小部分不肯为了大清送命。
丁举人与罗秀才为首的一批人，交出土地，老实听话。霍崇也没有削了这帮人颜面，组建了一个文史馆，给这帮人在制度内工作的机会。
他们这帮文史馆的工作，就是搜索古籍，并且针对提出的课题给出一些结果。譬如对大清律的研究，还真给他们弄出来些东西。
《大清律例》是清朝入关后，即从顺治元年开始，“详译明律，参以国制”，着手法典的制定，经顺治、康熙和雍正三朝的努力，法典逐渐趋于成熟。完成了清代最为系统、最具代表性的成文法典。之后一直到清末法制改革之前，清代律例的律文不再有所变化，而对于清代法律制度的调整则主要通过增改例文的形式来进行。
清统治者在入关之初，出于维护已占领地区社会安定的需要，一开始就把适用于关外的法律制度推及关内，饬令各衙门行用。顺治元年（1644年）六月，摄政和硕睿亲王多尔衮曾下谕规定：“各衙门应责人犯，悉遵本朝鞭责旧制，不许用杖。”
这套用于统治满洲一隅的法律制度，刑制实在过于简单。顺治本人也说：“朕惟太祖、太宗创业东方，民淳法简，大辟之外，惟有鞭笞。”
如此简陋的法律建制对于统治新占领的以汉族为主体的中原地区，显然是不能适合其社会需要。
旧法实施未久便弊端显见，“蠢然之民，莫知所守，奸恶之辈，靡所顾忌”。针对这种情况，顺天巡按柳寅东在六月诠选官吏时上书指出：“盖闻帝王弼教，不废五刑。鞭责不足以威众，明罚乃所以敕法，宜速定律令，颁示中外，俾民不敢犯，而祸乱自清矣。”书上后，当时统摄大清内外政务的和硕睿亲王多尔衮很快作出了回应：“此后官吏犯赃，审实立行处斩。鞭责似觉过宽，自后问刑，准依《明律》，副予刑期无刑之意。”
至此，清代法制逐渐从使用关外旧法转向暂用《明律》时期。
从时间上看，霍崇也在面对这样的一个阶段，所以霍崇不得不承认，杨望富的问题如果是他有法律考虑，就很及时。也很有意义。
然而对于自己的二徒弟的水平，霍崇不认为杨望富有这样程度的认知。
等心情平复，霍崇才说道：“这次闹到这样，宋庆坤为代表的几个县令都说，他们没有那个意思。是下头的人弄错了。我们不可能知道他们心里面到底怎么想的，所以不能直接对他们进行严厉的处置。因为没有法律依据。不过说起纪律，他们把消息讲给村里的亲人，讲给关系户。算不算是泄露？”
杨望富心中一震，立刻不吭声了。
霍崇看向其他人，大家也是颇受震动的神色。霍崇继续说道：“那些动手杀人的家伙说，他们是要为县令们出头。因为工作组削了县令们的面子。弄得县令没了升迁的机会。你们觉得他们所说是真心话么？”
“当然不是！”钱清开口了。阴冷的声音在屋内回想，感觉更是杀气腾腾。
可在这样的杀气中，委员们都仿佛被注入活力，纷纷开口抨击起这村里的恶霸，“大姐说的是，这帮人就是要找人垫背才这么讲。”
“对啊！他们就是要拉人垫背，太可恨了！”
“宋庆坤怎么都是咱们的人，怎么会要下头的人杀咱们自己的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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