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香港政府推行工业化之前，香港的纺织业已有相当的基础。在工业化起步时，纺织业一马当先，成为众业中的明星，带动了香港百业的发展。
在香港的华商界，从事纺织业的沪商率先打破粤商称霸的格局。
香港是不择细流、兼容并蓄的汪洋商海，只要有能力毅力，就能找到施展的舞台，逮住适宜的机遇，就可获得应有的财富与地位。
纺织业的沪商，有的跻身于香港百亿富豪俱乐部；有的晋身两局议员，显赫一时，饮誉香江。
现在要介绍的三位纺织工会的扛鼎人物，来香港之前，都不是纺织资本家。
陈廷骅是浙江宁波人，父亲是宁波的殷商。陈廷骅中学毕业，便早早在父亲手下学做生意。
那时的沪上商人，有半数是宁波籍人，另一半来自杭州、嘉兴、太湖平原。
父亲说：“要想成大事，非得去沪上不可。”
十几岁的陈廷骅便坐船来到沪上。陈廷骅做事踏实，加上父亲在沪上的宁波帮老关系颇多，才二十出头的陈廷骅，便担任三家宁波商行的总经理。
1949年，陈廷骅携带一批金银来到香港，在中环爱群行租了一间一百多平方英尺的写字间，从事棉纱、棉布生意。
内地移民大量涌向香港，市面混乱，人心不稳，加上语言不通，生意分外清澹。
陈廷骅觉得自己不适合在香港做贸易商，跟广东人打交道，听粤语如听外语。
于是，就起念做工业家。他首选的业种，自然是纺织业，这是沪上人的传统工业。
陈廷骅做事稳健，动了念头，又迟迟按兵不动。
陈廷骅一面观察时局，考察市场，物色人才；一面维持纺织品贸易，筹措资金。
1954年5月，他通过邀股，组建南丰纱厂有限公司。
第一间纱厂设在新界荃湾，那里地价便宜。纱厂资本额六十万港元，两年后建成投产，月产棉纱四百包，每包四百磅，全部供应香港的织布厂，是当时较大纱厂之一。
周文轩、安子介来港时间与陈廷骅差不多。和陈廷骅一样，他们来港前都不是纺织业的圈中人。
周文轩是苏州人，在家乡念书至初三，正值战争爆发。学校内迁，周文轩被迫中辍学业，到沪上的一家染厂做化验生。 有了一些积蓄后，便邀几个好友，办了一间里弄小厂，专门生产缝衣车针。周文轩交往最多的，是商场和制衣厂，他常常跑那些地方推销车针。 1949年5月，周文轩携妻加入了迁港的人流。 如果周文轩不来香港，或许一辈子不会认识安子介，更不会成为生意合伙人。 安子介比周文轩稍大，1912年出生于沪上的世家，从小受过良好的教育。 1938年，在商行任高级职员的安子介，携妻子儿女逃避战乱来港。安子介先后在香港的银行和贸易行做事。 安子介回忆道：“我当时像海洋中被大浪冲击着的一粒谷子。大浪把我冲到哪里去，我就在哪里着陆。以当时的年纪来说，这也是一种冒险。” 1948年冬，安子介带着家小及细软，再次来香港避风。 安子介和一些沪上朋友，创办了一间贸易公司。 从1949年初起，迁港的内地移民势如潮水。香港充斥南腔北调，除百年不衰的粤语外，最易闻及的是吴语。 沪上人多凭着吴语而互相结识，在异地他乡，局势纷乱之中见着老乡，自然格外亲切。” 沪上人常常聚集在一起，谈起国事家事及眼下的处境。周文轩与安子介等人，就是在这种场合认识的。 原香港工业总会主席唐翔千曾回忆道：我们在沪上都还算体面人物，来到香港，除了一双手外，几乎什么都没有。香港人满为患，物价飞涨，我们只能租简陋的房屋住，为衣食忧愁。香港的本地人，把种种不是归咎于内地人，内地人遭致歧视，也是难免的。不过广东人这点好，你干事业他们不会拆你的台，大家公平竞争，不分南北东西，这便是香港。 当时安子介这个圈子，有唐翔千、周文轩、周忠继、张叔成等人。他们原在沪上，都只是一般的有产阶级。周文轩说：“我们在拥有花园住宅的香港人面前，简直就是穷光蛋。” 大家聚一起排遣心中的忧患，宣泄对现实的不满。排遣也好，宣泄也好，现在最重要的是如何生存下去。 他们自然想到纺织业，这似乎成了沪上人的世袭领域。 他们中间，只有周文轩曾在沪上的染厂做过化验员，算是一个专业人员吧。 就凭这一点，大家聚股在青山道开设华南染厂。安子介做董事长，周文轩做总经理。 他们也是那时与陈廷骅正式有交往的，染厂从陈廷骅的南丰纱厂购进棉纱，染色后，再卖给布厂织布。 染厂是吃水大户，纺织业的业主皆视染厂为险途，周文轩回忆道：“那时，开业要经过一番困难，因为香港缺乏饮用水，我们要泵取山水，才能解决困难，有时候，由于担心染厂无水供应，睡梦中也会惊醒。” 本小章还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后面精彩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