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三桂做的第二件事就是派快马向北京给父亲送去一信，宣布断绝父子关系，其文曰：不肖男三桂泣血百拜，上父亲大人膝下：儿以父荫，熟闻义训，得待罪戎行，日夜励志，冀得一当以酬圣眷。属边警方急，宁远巨镇为国门户，沦陷几尽。儿方力图恢复，以为李贼猖獗，不久便当扑灭，恐往复道路，两失事机，故暂羁时日。不意我国无人，望风而靡。吾父督理御营，势非小弱，巍巍百雉，何致一、二日内便已失坠？使儿卷甲赴关，事己后期，可悲可恨！
侧闻圣主晏驾，臣民戮辱，不胜眦裂！犹忆吾父素负忠义，大势虽去，犹当奋椎一击，誓不俱生。不则刎颈阙下，以殉国难，使儿素绱号恸，仗甲复仇；不济则以死继之，岂非忠孝媲美乎！何乃隐忍偷生，甘心非义，既无孝宽御寇之才，复愧平原骂贼之勇。夫元直荏苒，为母罪人；王陵、赵苞二公，并着英烈。我父唶宿将，矫矫王臣，反愧巾帼女子。父既不能为忠臣，儿亦安能为孝子乎？儿与父诀，请自今日。父不早图，贼虽置父鼎俎之旁以诱三桂不顾也。男三桂再百拜。
四月九日李自成得到他的使者处死的消息，十分震惊，转而大怒，余怒未息，他感到事态严重，便责备刘宗敏不该拷掠吴襄，为了补救失误，悄悄地把他从狱中放出来，还宴请他，厚加抚”，以示笼络。但为时已晚，连回旋的余地也没有了。这时，前方又传来去招降吴三桂的唐通被吴三桂杀得大败的消息
李自成别无选择，招降不成，只有兴兵致讨。然而李自成决策出师山海关，遭到他的几位重要谋臣将领的反对。牛金星主张是：“吴三桂兴兵复仇，边报甚急，国不可一日无君。择吉已定，官民仰望登极。主上不必兴师，招抚三桂，许以父子封侯，仍以大国封明太子，奉明祭祀，世世朝贡，与国咸休，则一统之基可成，干戈之乱可息矣。”力主政治解决，不宜派兵攻打。自成看了他的奏疏，很生气，拒绝了他的劝告。
牛金星又劝李自成：“我军新得京师，人心威势正旺，吴三桂必定不敢轻举妄动，如果陛下颁爵赏金，再行劝降。如果吴三桂还不识时务，再发一队偏师去攻打，就足够了。”
宋献策也说：“陛下若去，对陛下不利；吴三桂若来，对吴三桂不利。”
这些意见，李自成都不听。开始，自成并没有想到与吴三桂打仗，更没想到与清军打仗，乃至决定出师，也没有做认真准备，对打大仗缺乏足够的估计。他以为占领北京，大局已定，“天命”归己，只需再派一支部队去山海关，便可马到成功，三桂束手就擒。因此，他打算派刘宗敏、李过出征。不料“诸伪将耽乐，殊无斗志”在讨论出师时，“仓皇无定”。尤其是刘宗敏，这些日子来，他在陈圆圆身上用尽了力气，在李自成召见他的时候，甚至昏昏欲睡
四月十二日，自成集群臣再议东征吴三桂，“刘宗敏等逡巡未应”。自成无法，只好“亲行”出征。他授明降臣张若麒为“兵政府尚书”，随他到刘宗敏等诸帅处，敦促他们出征。
四月十二日晚，为“绝内患”李自成将勋戚大臣、锦衣卫堂上官、大学士陈演、定国公徐允贞、新建伯王光通、博平侯郭明振、清平伯吴遵周、永宁伯王长锡、平江伯陈治、都督袁佑、周铭、周铎、周铉等共60余名明朝大员，斩于西华门外。李双喜将“中吉营”拷讯的明官员彭琯、李逢甲、申济芳等53人全部绞死。李自成将尚未处决的原明诸官员都集中到刘宗敏处，“累累坐路侧，按籍次第杀之。”到二更时，才停刀，释放了其余的人。
四月十三日，天刚亮，李自成正式出师，在大将刘宗敏、李过等一批将领的簇拥下，自成出正阳门，留守京师的牛金星、宋企郊等官员送至金水桥。百姓闻讯，多跑到东西长安街上观看……
在李自成和他的重要将领后面，还有几位引人注目的人物，他们是崇祯的三个儿子：太子朱慈烺、永王、定王，以及三桂的父亲吴襄，各骑一匹马，随后而行。自成把他们挟往山海关，目的还是指望利用这几个重要的人质，对三桂作最后一次的争取。自成要让三桂亲眼看到亲生父亲还牢牢地掌握在他的手中，如念父子之情，投降还不算晚。同时，他也暗示，如仍迷途不返，他会随时将吴襄处决。自成携带明太子及二王，也是出于同样的用意。
此时，李自成的亲率的顺军在六万人左右，加上白广恩和唐通的兵力，总数约为十万人左右，号称二十万。吴三桂有兵力五万人左右，号称十五万。
吴三桂探知李自成率军攻关的消息后，一方面派人出关向清朝请兵；一方面又派出高选、李友松、谭邃环、刘泰临、刘台山、董镇庵等六人作为他的代表，前去李自成军营诈降。目的是先稳住李自成，延缓其进军，争取时间，既加强关城防御，高选六人行至三河与农民军相遇，见李自成，诡称吴三桂愿意投降，希望不要进攻。李自成对此真假难辨，虽不敢全信，仍对三桂抱有希望。不过，他并没有放弃军事进攻，他还是把这六人带在军中，企图亲去招降三桂。因为受到这六人的诈降欺骗，李自成没有急于行军，行速缓慢，给三桂腾出了请兵与备战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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