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在各区域之间，既存在促进彼此联系的有利条件，也有将彼此相对隔绝的天然屏障。导致中国历史上东西之争和南北之争向来是中国历史上的两个突出的现象。东西相争，必有一条纵贯南北的轴线作为双方争夺的前沿地带；南北对峙，则必有一条纵贯东西的轴线作为双方对抗的前沿地带。
东西之争的中间轴线大致是中国地势的第二级阶梯东部边缘地带；南北之争的中间轴线是淮河至汉水上游一线。以洛阳为中心的中原腹地是东西之争的中间轴线与南北之争的中间轴线的交汇地带。因而无论是东西之争还是南北之争，中原都是双方争夺的一个交汇之处。
地理形势如此，也就造成中原四面均能受敌，可谓是四战之地。所以纷乱之初，中原注定是一个四方交争之地，也是混乱、动荡和种种不稳定因素的汇聚之地。
从而使得在历史上形成一个规律，从治到乱，形势是由中原分散四方，使得占据中原之地者常难，反据四角山川险固之地者常易；而从乱到治，形势由四方汇集中原，只需走出四角就能摆脱偏霸局面，进取中原以争天下。
在历朝历代群雄争霸之时，若东西方相对峙，则大体上以太行山诸关隘、黄河孟津渡口、嵩山一带诸关隘为对抗的前沿地带，尤以成皋一带为争夺的关键。此地处于东西对抗的中轴线上，能控成皋即是控制了东西之间通行的捷径，刘安所言‘绝成皋之道，天下不通’则是通行的看法。
而从中国地理大势来说，东、西对抗是西方居地势之利，而东方则处相对劣势。西方地势较高，面对东方，居高临下，若是能据成皋一线，即已取得一种非常有利的攻势态势；而东方据成皋一线，至多只是取得一种比较好的守势态势，失成皋一线则全失地利之险。因此历史上的东西之争，以西方胜利者居多，而东方胜利者居少。
现在大宋对蒙元发动的北伐战争是争夺中原的控制权，也就是传统意义上的南北之争。大宋的军事重心也就放在中原地带，导致西北方向兵力相对薄弱。而此时大都未破，汪氏却气势汹汹的西来，迫使大宋两线开战，实实在在的给赵昺出了个难题。
赵昺尽管对汪氏这个小人恨的牙痒痒，但也不得不佩服汪氏一族的精明。其出身汪古部，是镇守甘陇地区的大将，后见蒙古崛起，金朝势微，便转投蒙古，为其南征北战立下大功，成为蒙元世侯家族之一，仍受封于家族世居之地。
蒙元见世侯权力愈大，有威胁到自己的能力，忽必烈便着手打压诸汉侯，削夺其权。在诸多汉侯兵权被夺的情况下，汪氏却会搞事儿，不惜养寇自重，保住了自己的世侯。而在大宋进取川蜀之时，与欲将势力范围扩张到蜀地的汪氏发生冲突，并给予其重创。
入川的宋军将汪氏势力逐出蜀地后，又与汪氏打了几仗，其屡战屡败，放弃了汉江以北地区，并与大宋暗中达成互不侵扰的和议，还表达了自己归宋的意思。而此时赵昺无意染指西北，且川蜀刚刚收复，也不想继续用兵，双方便也相安无事，其得以保全。
后来，汪氏借此在大宋首次北伐中按兵不动，两面讨好，还试图插手蒙元汗位之争。可惜的是汪氏压错了宝，铁穆耳胜出，并要削其爵位，夺其兵权。汪氏又赶紧上下活动，再三表示忠心，加之铁穆耳继位不久，也忌惮其的势力，便借坡下驴收了手，使其又逃过一劫。
但是经此事后，与朝廷嫌隙愈深，生了异心，开始暗中网络周边势力，壮大自身实力。而对大宋则百般忍让，维持‘友好’关系，麻痹南朝伺机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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