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午开庭，只是证据质证。案子，说来也简单，但也复杂。
基本案情是这样的，患者因“胃癌术后伴多发转移”去被告处就医，当时神志清，消瘦乏力明显，恶液质，伴恶心呕吐，腹胀，双下肢浮肿；卵巢、肾脏、肠系膜上下动脉周围软组织等提示转移性病灶，腹腔、盆腔均有积液。入院后第三天，从被告的住院大楼的病房跳楼身亡。患者家属状告被告，要求承担赔偿责任。
白清浅代理被告出庭，原告方没有请代理律师，四个老人，患者的父母和公婆出庭。
惯例地宣布法庭纪律、核对当事人身份、告知当事人权利义务、是否申请回避等程序之后，原告方开始宣读诉讼请求和事实理由。原告方不会说普通话，一口方言，听得白清浅有点累。
原告认为，是被告住院大楼的窗户没有封死，才让患者有了跳楼的条件，跳楼身亡不是自杀，是药物所致。
提供了一份当地派出所的证明，证明患者是在被告处跳楼身亡，排除他杀；一份奥施康定的药品说明书，说明被告给患者服用的此药会引起人体幻觉的不良反应。
白清浅代理被告答辩，如下：
患者跳楼身亡是主观行为，既然已排除他杀，那么就是自杀行为。被告未实施医疗侵权行为，患者的死亡与答辩人的医疗行为无关联性。
被告给予患者二级护理，营养支持等治疗，是为了改善患者的生命质量。患者入院时并非无民事行为能力或限制行为能力的精神病人，被告对于完全行为能力人不存在监护权的问题，更不存在其亲属可以将监护权部分或全部委托给他人的情况，不能因医院收取了护理费用就要求医院实施监护权。根据我国卫生部颁布的《综合医院分级护理指导原则(试行)》中规定，二级护理是定时观察患者病情变化，而非派专门医护人员不间断地看护患者。医院所采取的护理措施目的是对病人进行生命体征观测，而不是对其进行看管和限制其活动自由。被告对患者的人身安全并不负有监护义务。
根据原告陈述患者生前并无自杀倾向，医院工作人员难以预见并采取相应措施防止其自杀。患者自杀，是其对自己生命健康权的放弃，与医院诊疗护理中有无过错没有必然联系，与医院的安全防范不存在必然的因果关系。即使医院在日常的管理和护理过程中存在某些瑕疵，也不是患者自杀身亡不可或缺的构成条件。
幻觉，在奥施康定药物说明书中被列为是罕见的不良反应。原告认为患者的跳楼是奥施康定所致的幻觉导致，那么请提供相应证据来证明。
故此，患者在治疗期间具有辨认和控制的能力，能够意识到自己的行为所产生的后果，其自杀死亡，被告不应承担责任。请求法院查明事实，驳回原告的诉请。
随后，白清浅提供了患者的整套病历，证明整个治疗过程不存在过错。
原告当庭也承认被告诊疗过程没有过错，他们只是认为，如果那个窗户是封死的，患者就不会死，她应该还可以多活些时日。
证据质证完毕，白清浅签完笔录，走出了法庭。她同情这四位老人，但是，同情不等于不分是非曲直。是非曲直，由法官自然会作出判决。
走出法庭的那一刻，她在想，老人们希望患者多活一天是出于好心。但是，他们有没有想过，对于患者来说，多活一天是多么的痛苦。癌细胞已经全身转移，从奥施康定的剂量可以推断，疼痛时时刻刻伴随着她，而且到了难以承受的地步。患者身前表现出来的阳光和乐观，又何尝不是她的一份孝心。
这种没有生命质量的活着，到底是对，还是错？
她整理了一下思绪，又进入下个庭审。这个案子是个借款纠纷，实质是家庭纠纷。
案情很简单，没有多少技术含量。
案情是这样的：30岁的继母状告44岁的继子，要求偿还借款和利息。继母借给继子100万，双方约定了4分月息，但是口头约定的，借款日期为6个月。6个月后继子一共还了75万，还不上部分，又出了50万借条。现在50万借条的还款日期又到了，继子还不上钱。继母把他告了。
白清浅代理原告，也就是那位继母，事实清楚，证据确凿，最多就是利息和本金的计算问题。
按惯例法庭程序，宣布法庭纪律、核对当事人身份、告知当事人权利义务、是否申请回避、原告宣读诉讼请求和事实理由、被告答辩、双方证据质证、围绕争议焦点辩论、陈述。
被告在整个庭审刚才中态度中肯，坦诚说欠钱就应该还，对本金和利息都没有提出过异议，都认账，只是一再强调他现在真的没钱。
按照2015年9月1日起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之规定：
借贷双方约定的利率未超过年利率24%，出借人请求借款人按照约定的利率支付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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