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乃是这些江南士绅的老巢，若是这里被人闹了个天翻地覆，他们如何还能控制的住南方的民众。因此，江南士绅之间就出现了分歧，有人认为此时反对余粮征集制不是燃眉之急，把沐天波驱赶回北方才是当务之急。
在这样的局势下，南方士绅上书弹劾沐天波的奏章就如雪片一样往北方飞过去了。至于金圣叹、吴伟业等人，倒是没什么提起了。
对于崇祯来说，他也没打算一次就把这些南方士绅都给解决了的念头，能够迫使这些南方士绅接受余粮征集制，并教训了一顿南方勋贵，让他们知道谁才是他们的主人后，他也打算见好就收，给这些南方士绅一点甜头，以缓和南北之间的矛盾冲突。
因此迫使南方士绅发表声明，表示支持朝廷拯救北方灾民推出的临时之制度后，崇祯终于一改之前的强硬姿态，表示愿意考虑调回沐天波，安排较为稳重的人员出任南京守备和南京镇守太监两个职位。
当然，已经开始的南京军队的整顿事务不会终止。事实上当崇祯下令召回沐天波时，大明第十二野战军已经在南京初见规模，原三十五师师长刘肇基晋升为了第十二野战军的军长。
而新任南京守备的镇远侯和南京镇守太监的王坤，却都是惟皇帝之命是从的人物，同江南士绅素来没有什么瓜葛。这两人的到来，虽然不能如沐天波这般对南京官场大动干戈，但是他们却也能够将沐天波从江南士绅手中夺取的对于南京的控制权，好好的保持下去。
经过了崇祯十二年的这场政治风暴，崇祯对于南方的控制权可谓是大大前进了一步。而大明的的士绅官员因为过于关注国内的事务，甚至都没有多少人去关注大明的北方发生了什么异动。
不过对于朝鲜来说，大明和满清的一举一动，都有可能让朝鲜堕入地狱，因此他们也就显得格外关心大明和满清之间的任何变动。
自从大明改进了航海技术之后，朝鲜半岛和山东半岛之间的海上往来，开始从沿海岸线航行变成了直航模式，这极大的缩小了两国之间往来的里程和时间，也减少了风浪倾覆的风险。位于汉江江口的济物浦，因为其优渥的地理条件成为了朝鲜前往大明的第一大港。
而山东这边，烟台和青岛两港也渐渐取代了登州，成为山东面对朝鲜、日本的主要贸易港，特别是青岛，因为有连接通往天津的铁路，更是成为了贸易船只首选的港口。
过去从汉城出发，抵达登州水门，最少也要19日。但是现在从济物浦到烟台，大约只要六、七日。而从济物浦到青岛，也不过10天上下。崇祯十一年开设了青岛到济物浦的班船之后，大明和朝鲜之间的往来也就更为方便了。
朝鲜领议政沈器远在大明的支持下控制了朝鲜的政局，把之前向满清开城投降的朝中官吏清除出朝堂，并架空了朝鲜国王李倧之后，便开始积极实施仿效明朝的政治改革。和大明不同的是，经过了两次胡『乱』之后，朝鲜损失了大量人口，甚至连不少两班贵族都被抓去了沈阳，因此朝鲜此时乃是地多人少的局势。
故沈器远在土地上进行的再分配，并没有获得多大的阻力。当然他的这种土地再分配并没有触及到对封建义务的废除，因此从某种程度来说，这反而是加强了两班贵族的复苏，而不是朝鲜国家的强大。
但沈器远在经济上试图采用和大明一样的重商主义政策，以提高国家税收时，却同时遭遇到了国内外势力的共同反对。国内的两班贵族认为，沈器远的重商主义将会动摇两班统治秩序，从而让商人凌驾于两班之上，这显然是他们不可接受的。
而大明的商人也不乐意见到朝鲜自己发展工坊，他们认为大明能够生产一切朝鲜所需的日用品，朝鲜实在没有必要自己生产质次价高的产品，从而浪费朝鲜生产出来的原物料。且大明商人也不认同朝鲜提高对外贸易的税收，认为朝鲜官府不能与民争利。
至于那些满清来的商人就更为*『裸』的表示，沈阳方面绝不认同朝鲜官府提高对外贸易税收的举动，他们认为这是对于清国的歧视政策。于是大明和满清这两个敌对国家的商人，倒是很有默契的对汉阳朝廷进行了施压。
在这样的局势下，李倧和失势的投降派官员又蠢蠢欲动了起来，想要推翻沈器远的执政地位。于是这位朝鲜领议政不得不亲自前往明朝进贡，以试图取得大明皇帝的支持。沈器远其实还是比较明智的，他知道今年大明北方在闹旱灾，因此把进贡的珍宝都换成了粮食。
十余艘船装运来了三万石稻米，这一举动令他很快就获得了大明百姓和皇帝的好感，于是在他入京第三日就获得了被皇帝接见的优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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