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用科学实验和数学分析的方法研究力学，本就是伽利略·伽利莱开启的先河。而崇祯从后世剽窃过来的牛顿运动定律，则为伽利略在宏观世界和低速状态下研究物体运动建立了有效方法。简单的来说，因为苏长青这个穿越者的缘故，伽利略基本已经干完了属于艾萨克·牛顿爵士该干的活。
好吧，虽然艾萨克·牛顿爵士失去了经典力学之父的荣誉，但起码他未来还可以研究下数学和光学。当然这位艾萨克·牛顿爵士现在还没有出生，他应该无法向苏长青和伽利略·伽利莱先生表达自己的愤慨。
伽利略对于崇祯提出的三大力学运动规律猜想倒是极为推崇，认为这几乎可以用来解释一切的自然现象背后的规律。虽然这位大明皇帝的才智似乎随着贡献出这三条力学猜想后就陷入了平庸，难以和他讨论有关经典力学中更深入的问题，但是伽利略自己和自己对话，就足以用这三条定律将从前学说中的错误部分给修正回来了。
也因为在中国听闻了关于三大力学运动规律的猜想，伽利略把原本在欧洲已经有了腹稿的《论两种新科学及其数学演化》一书进行了重新修订，推迟到了崇祯十二年夏末在北京出版第一册。
远离欧洲宗教裁判所的威胁之后，伽利略在中国终于能够安心的继续自己对于自然科学和哲学的思考。而在他成为皇家科学院的院长之后，更是利用了崇祯所提供的充足资金，对天文仪器和科学器具上进行了改进和研究。
崇祯十二年，也就是公元1639年，在大明北方大部分百姓的记忆里就是饥饿和酷夏，不过对于伽利略这样的科学家的眼中，这却是本世纪最后一次观测金星凌日的机会。他从年初就开始不停上书给皇帝，期望能够派遣远征队前往各地观测。
虽然在这样的年份，调用人力、物力和宝贵的船队去世界各地观测金星凌日的过程，看起来颇有些不食肉糜的意思。不过伽利略最终还是说服了崇祯，因为观测金星凌日可以测定太阳视差。
太阳视差是天文常数之一，它的全称叫做太阳赤道地平视差。只有确定了太阳视差，方才可以推算地月系质心到太阳的距离，从而确定天文单位。天文单位是量度太阳系内天体之间距离的基本单位﹐又是测定恒星三角视差的基线﹐是天体测量学中的一个重要问题。
上一次的金星凌日发生于1631年11月24日，而1639年12月4日就是十七世纪最后一次金星凌日。想要观测再下一次的金星凌日，就需要等到1761年才行。显然这个时代的人是看不到第三次金星凌日的了，朱由检最终还是签发了命令，决定在中国、朝鲜、日本、琉球、南亚、南非、北美等地同时进行观测。
伽利略在做完了称量地球实验之后，便决定让汤若望、万鸿生在北京观测，而他则带着弟子前往南京观测。朱由检听说之后，还换上了便服亲自为伽利略送行，希望他这次南下能够得偿所愿。
虽然在十七世纪去测算太阳系的大小这看起来很傻，毕竟我们连脚下的这个地球都没能真正的探索明白。不过崇祯此时倒是有些明白了，为什么从这个世纪开始，中国的科技开始落后于西方了。
在过去，勇于探索未知的科学家东西方都有，事实上中国还要更多一些。毕竟大一统王朝能够给养的闲人，比起四分五裂的欧洲各国总是要高一些的。但是随着大航海时代的地理大发现，和王朝末年的降临，使得西方研究科学和艺术的闲人数量开始超过中国。随着之后明清混战和三藩之『乱』，延续了上百年的战争，更是大大伤及了中国的元气。
而满清入主中原后，在文化和思想上的全面禁锢政策，使得中国研究科学和艺术的土壤不复存在，于是便有了华夏三百年的文明退化期。而此时的西方人，正孜孜不倦的去探索这个世界的真相。
送走了伽利略之后，回到宫内的朱由检总算是能够安慰自己一句，起码这个世界中的大明将不会落后于时代了。一时感慨之下，朱由检决定放自己半天假，看看伽利略新出的《论两种新科学及其数学演化》这本书到底讲的什么内容。
不过他还没翻上几页，吕琦便进来向他传报道：“陛下，陆军总参谋部的孙传庭来了，似乎是来向陛下汇报营口作战计划的。”
朱由检有些如释重负的放下了手中的书，对着吕琦说道：“把这本书好好放到书架上去，待我有时间再慢慢看。小心一些，这上面可有伽利略先生的签名，不可损毁了。”
吕琦马上点头应承道：“臣一会拿一个檀香木做的盒子把它放起来，就不用担心这书被虫蚁咬蚀了…”
在西苑精舍的会客厅内，朱由检见到了孙传庭和站在他身边的一位30出头的军官，孙传庭看到皇帝对于自己身边的人有些疑虑，于是便出声为其介绍道：“这位是河南河内人李岩，也是陆军军官学校参谋科第33期的学员，本次营口作战计划大部分都是出自他的手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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