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国北方诸省连年受灾的状况下，朝廷是否还有必要向这两个地区继续投入？臣以为，即便是恢复过去的市赏，也比目前对这两地方的投入要节约的多。
光是修建从丰镇到乌兰巴托的铁路，和修建乌兰巴托、乌鲁木齐等城镇的耗费，就已经足够让这些部族安静上几十年了。国家的财政虽然有所好转，但是这样的负担依然需要向百姓借取大量的国债，臣担心今后朝廷是否能够正常的还本偿息呢？要是出了什么岔子，国家顷刻之间恐怕就要大『乱』了。”
连杨嗣昌这样极度关注国内事务的大臣，都已经将南方的海外属地当成了自家之物，对于朱由检来说无疑是一个极好的消息，起码他知道就算是再顽固的官员，在利益面前还是能够有所改变的。
登基十一年，对于已经基本控制朝局的崇祯来说，一个斗而不破的政局显然是最有利于巩固他的统治的。在这样的形势下，言辞的力量显然比刀剑更为有力。
朱由检心中稍稍松懈了一些，对着杨嗣昌提出了问题：“杨卿以为，当朝廷遇到危难时，究竟是一直享受朝廷给予好处的人忠诚于朝廷，还是那些被朝廷欠债的人更忠诚于朝廷？”
“这…臣以为应当是那些深受国恩的人更忠诚朝廷吧。”杨嗣昌犹豫了下，对着皇帝回道。
朱由检笑着摇了摇头说道：“危难之际，愿意和朝廷共度难关的，一定是那些被朝廷所亏欠的人。就好像民间商人之间，商人们更愿意借钱给欠钱给自己的商人，而不是那些曾经借钱给自己的商人。
对于前者，商人想到的是不能让之前借出的钱打了水漂。对于后者，商人担心的则是对方能否翻身还钱。
朝廷和百姓之间的关系也是差相仿佛，百姓越是对朝廷有信心，便越是敢于将自己的积蓄换成国家的债券，而手中的国家债券越多，百姓便越是不希望国家倒下。
而那些越是对朝廷没有信心的百姓，便越是不会购买国家的债券，而是更换成黄金、白银储备起来，以防止王朝更替时自己的财物受损。
所以，朝廷向百姓借钱不是问题，借不到钱才是大问题。现在我们损失的不过是利息，否则我们损失的便是民心。
至于漠北、北疆等地的蒙古部族，如果我们不去关心他们，他们难道就会乖乖的呆在草原上无所行动吗？
杨卿应该很清楚，崇祯二年后金之所以敢绕道承德地区入侵蓟州边墙，不正是我们对于关门36部不够关心，导致一向是我大明关门屏障的36部变成了后金大军的向导么。
漠北的喀尔喀蒙古、北疆的卫拉特蒙古，现在正处于一个极为衰落的时期。如果我们现在不去关心他们，一旦他们被后金和俄国所拉拢，崇祯二年的故事未必不会重演。
是的，大明现在很困难，但是我们周边的游牧民族显然比我们更困难。现在我们去关心他们，了解他们，分化他们，直至把他们变成大明的一部分，总好过等他们自由淘汰成一个独立政权时再去抵抗他们入侵花费的小。
建州女真给予我们的教训，难道我们能够视若无睹吗？简单的市赏并不能让大明深入到蒙古部落的内部去，反而成了这些蒙古部族壮大自己的契机。
就长远来看，市赏付出的代价极大而收获极小，我们显然有必要改变这一政策，而不是养出第二个建州女真来。
卫拉特所占据的北疆地区可比喀尔喀蒙古的漠北草原要养人的多，北疆和内地之间又有天山山脉以为阻挡，一旦让卫拉特诸部变成一个统一的汗国，必然会威胁到大明在哈密和吐鲁番的统治。
没有了哈密和吐鲁番，我们就无法保住南疆地区。失去了南疆，丝绸之路便算是再次断绝了。没有了丝绸之路，甘陕地区就无法依靠贸易自救。如果西北地区所有的物资都需要从沿海地区输入，朝廷的财政难道还能够维持下去吗？”
杨嗣昌默默无言，和皇帝对坐了片刻之后，终于拿起了崇祯给予的文件起身告退离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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