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承恩退出了书房之后，朱由检看看边上的钟，随口问道：“阳武侯的案子就是今天审吗？”
吕琦立刻应声说道：“是的，陛下。这个时候应当已经开堂审理了吧。”
朱由检走回了桌后重新坐了下来，口中说道：“派个人盯着，把审案的经过，每两刻钟向朕报告一次。”
刑部、都察院、大理寺号称三法司，掌管着大明的司法大权，为了便于共同办案，这三个衙门也是紧紧相挨着的。
同其他朝廷主要衙门就设置在皇城承天门外不同，三法司衙门远在皇城的西面，甚至过了宣武门里街，被赶出了西长安街的范围。
这固然有防止三法司同朝廷其他各部相处的关系太过深厚，私下联结毁坏国法，对抗皇权的意思。同时也是皇帝忌讳，主官刑杀的三法司离皇城太近，冲撞了天子之气，有损国运的意思。
隔着宣武门里街，东面是一条宽敞的黄土大道，路口有一座四柱三间冲天式木牌楼，这还是永乐年间所建，牌楼匾额上书“瞻云“两字，传闻是姚广孝所书。
这座被称为西单牌楼的建筑，同东面崇文门里街上的东单牌楼，刚好一东一西把东西长安街遮蔽了起来。
不管是东单牌楼还是西单牌楼，下面都有军士和锦衣卫驻守着，东西长安街是不对平民开放的。
东西长安街虽然长度不足8里，但是京城百姓都习惯称之为10里长街。长安街宽约14、5米，两侧虽然有不少曲折通幽的胡同，不过胡同之内住着的都是官员、勋贵。
和西长安街隔着一条宣武门里街相望的街道，便是三法司所在的刑部街了，这条街道大约为长安街宽度的三分之一，也就4、5米左右。
因为三法司衙门在此，因此街道两侧胡同内住了不少三法司的官员，平日里少有平民百姓经过。
刑部街的西口是鹫峰寺，因为这里距离三法司不远，一些囚犯家属探监之余，常常来此地上香求佛，香火倒也不差。
不过即便如此，刑部街上一般除了三法司的官员之外，其他百姓并不愿意在这条街上多做停留。
但是今天显然是一个意外，京营军士和阳武侯打官司，皇帝还恩准任何人都能到场旁听，刑部官员不得阻拦。
因此刑部大堂前方的院子里，倒是挤满了京营的军士代表同喜欢瞧热闹的京城百姓。
为了不让这些百姓拥挤进大堂，发生踩踏事故，刑部尚书薛贞同意了下属的意见，把公案移到了大堂入口的台阶之上，如此一来原本观看审案的人群终于安稳了下来。
三法司的官员高高就坐在台阶之上，台阶下左边跪着7名军士，右边跪着一个衣着华丽的中年人，而在大堂台阶的下手右侧，阳武侯一脸冷漠的坐在了一张太师椅上。
刑部尚书薛贞坐在正中，大理寺卿潘士良在他右手，而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杨维垣、御史姚士恒则坐在他的左手。
薛贞对于眼前的案子深感头疼，他也是第一次在这么多闲人面前进行三法司会审，这案子的案情其实非常简单。
小旗吴化良的弟弟同小旗董卫贤之女董双喜有婚约，这董卫贤原本有一子一女，但是去岁冬天儿子受寒生病，治疗了近两个月都没好转。
虽说董卫贤在军中也是一个小小的军官，但是京营粮饷早就被军官和勋贵们拦截了大半，他也不忍心按照常例先扣除自己的足饷，再分发手下兵丁的粮饷。
因此董卫贤家中日子过得也就是一般，家中并没有什么积蓄。现在幼子久病不愈，这接连不断的医『药』费很快就让家里败落下去了。董卫贤不得已之下，就通过顶头上司王总旗，向阳武侯家丁出身的把总许恒借了20两银子。
结果到了今年春末，幼子终于还是没有扛过去，不幸病故了。董卫贤的妻子气急攻心之下，不过几天也跟着幼子离世了。
董卫贤强撑着找人把妻、子下葬之后，终于忍不住哀伤倒下了。
董卫贤这边刚刚染病不起，那边许恒就派人上门来收债了。董家是京城大兴土着，在崇文门外有一间小四合院子。
崇文门是外地客商入京的税关，有些客商并不会一下子就把货物运进京城，他们会在外城靠近崇文门的地方借租个院子作为仓库，然后看销售情况再调运货物进城，或者干脆就在外城交易，以逃避税收。
董家的房子虽然不大，但是位置很不错，因此不少商人就常常把货物寄放在他家，一年也有20余两银子的进账。
如果董卫贤不是常常接济手下的军士的话，他原本也不必去借把总许恒的高利贷了。
然而世界上毕竟是没有如果的，且当初董卫贤借钱太过急切，也没注意这借钱的利息的是多少。
结果借钱不到半年，欠债就翻成了100两。董卫贤自然是拿不出这许多银子，因此想要以房产抵债。
明代房价一向不高，他这所房子市场估价大约在120两上下，董卫贤自知惹不起把总许恒，情愿作价百两抵消债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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