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承宗毕竟是一个实干家，对于崇祯提出来的这种实质性问题，他无法回避，也不愿意回避。而韩爌等人道德文章大约写的是不错的，但是遇到这种不能用经义解决的实际问题，也只能在边上爱莫能助了。
看到孙承宗沉默下来，朱由检趁机说道：“自古以来，朕从没见过军队不经过训练就能打胜仗的，现在辽东之地募兵已经占据了十之三四，但是真正经过训练的又有几人？
昔日戚少保平倭，还要练军三年，而今日诸官却只一味贪图多募壮士，而不思训练士兵，这样的军队招募的再多，也不过是一群散沙游勇罢了，除了消耗军饷，给东虏送人头之外，还能有什么作为？
所谓守住城池就是胜利，简直就是荒唐。难道我大明还能把所有的农田都围在城墙之内吗？没有了农人下田耕种，士兵吃什么？用什么？他们的军饷难道是天上掉下来的？
一群虎狼多招募一些倒也罢了，招募一群绵羊回来，这是嫌东虏吃的不够尽兴吗？”
文震孟听到这里有些不服气了，他忽的站出来劝谏道：“我大明官军乃是仁义之师，焉能像东虏学习，成为一群虎狼，陛下此言实在有违圣贤之道，臣请陛下慎思之，谨言之。”
朱由检奇怪的看着文震孟说道：“文卿是想朕做宋襄公吗？君子不重伤、不擒二毛、不以阻隘、不鼓不成列，宋襄公对敌人倒是挺讲仁义，然而宋亡之后，敌人对宋人讲仁义了吗？对大明的敌人讲仁义就是对大明百姓的暴虐，文卿难道不明白吗？”
刘宗周对于文震孟被崇祯诘问的无言以对的场面，视若未睹。孙承宗却不能看着为自己解围的文震孟陷入困境之中，他不由出声询问道：“然则以陛下之意，究竟是要如何呢？”
朱由检看着孙承宗说道：“无他，精简兵力，裁汰老弱，凡是为国捐躯和负伤的将士们，都应该得到朝廷的照顾。”
稍稍停顿了一下后，他继续说道：“卫所制度实行两百余年，到了今天，既不能抵抗外敌，又不能安靖地方，辽东战场用募兵为主力，而平定奢安之乱用的是土司兵，可见大明军制已经到了不改不行的地步了，朕预建立一支新军，以卫京师。孙先生久在军中，娴熟于军务，朕想请孙先生来筹建这支新军。”
孙承宗已经都是军制改革的倡议者，他担任兵部尚书时曾经向天启上疏，历数军中各种弊政，想要推行军事改革。他在疏中说道：(1)明军“兵多不练，饷多不核”。(2)“以将用兵，而以文官招练；以将临阵，而以文官指发；以武略边，而且增置文官于幕府”。(3)“以边任经、抚，而日问战守于朝”，认为“将从中御”不妥。因此，他主张“今天下当重将权。选一沉雄有主略者，授之节钺，得自辟置偏裨以下，勿使文吏用小见沾沾陵其上”
在天启的支持下，孙承宗在辽东开始了他的试行军制改革。可惜他的眼光并没有超出时代的局限性，他的重将权，结果却造就了辽东将门这个奇葩的军事集团。
简单来说，孙承宗的军事改革就和曾国藩的建军思想差不多，但是在军队实际建设上，孙却远远不如曾国藩切近实际。
孙承宗依靠的建军对象是辽东将门，他希望把这些将门扶植成为大明的边境屏障，但是最后就连他自己，都无法随心所欲的指挥这些军阀化的武人集团。
而曾国藩却依靠儒生作为下级军官，以乡党为纽带，以保卫名教为旗帜，自始至终都把湘军牢牢控制在自己手心上。湘军是曾家军，但是关宁军却不是孙家军。
所以湘军可以扑灭太平天国，弄出一个同治中兴的局面出来。而关宁军最后却做了满清的走狗，成了覆灭大明的罪魁祸首。
孙承宗当初因为柳河之败而自请罢官回乡，未尝不是看出了关宁军色厉内荏的本质。耗尽千万帑金训练出来的关宁军，居然不敢和后金军对阵，反而拖自己人的后腿。孙承宗心灰意冷之下，终于上疏求去。
经历过辽东之事后，孙承宗也明白了手上有一只可以信任的的军队是多么的重要。因此崇祯向他提出建立新军时，他只是踌躇了片刻，就抛弃了和韩爌的约定，放弃了争取蓟辽督师一职。
孙承宗的倒戈，让韩爌等东林党人顿时吃了一个哑巴亏，而刘宗周也很旗帜鲜明的支持，崇祯提出的精兵、实兵之策，在刘宗周看来，一切能节约朝廷支出的政策都是好事。
孙承宗接受了组建新军的任命，马上就向崇祯询问道：“那么请问陛下，新军的兵员从何招募，军饷如何解决，将官从何处调拨？”
崇祯不动声色的回答道：“正所谓将为军之胆，想要练军首先就要培养将官，一只军队没有敢打仗，会打仗的将官，又怎么会有敢于上战场的士兵。筹集新军不急，当务之急是先训练出一批带兵的将官。
我大明虽有武学、武举，但是这些人基本上不过是一群街头会打架斗殴的平常人罢了。让这些毫无军事经验的人上战场带兵，就是对士兵最大的不负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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