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立极怀着惴惴不安的心情进宫和崇祯私下会了面，但是出宫的时候，脚步沉稳而急促，颇有大权在握的兴奋感觉。黄立极出了乾清宫之后，到了文化殿的内阁值房门口，才按捺住兴奋的心情，重新整了整衣冠才走进了值房。
内阁值房是一个隔成大小两间的大通间，外间是替阁员跑腿的办事员，而内间则是几位内阁阁员一起办公的所在。看到黄立极走进来之后，一直关注黄立极动向的施鳯来，顿时迎了上去，笑着问道：“听闻我范兄被一太监诏去，可是陛下有什么指示吗？”
黄立极摸了摸自己的胡须，不经意的说道：“无他，只是陛下询问了些往日政事的批示，并无特别的指示。存梅兄不必多虑。”
虽然施鳯来比黄立极年长，但是黄立极是万历三十二年进士，而施鳯来是万历三十五年的榜眼。按照大明此时的官场规则，黄立极倒成了施鳯来的科举前辈。
内阁四人中，黄立极万历三十二年进士，施鳯来、张瑞图则分别是万历三十五年的榜眼、探花，而李国普则是万历四十一年进士。
而这也是内阁自仁、宣时期完善内阁制度留下来的潜规则，虽然成为内阁成员要按照资历及科举的名次等规则，看上去非常的迂腐，无法让真正有能力的大臣脱颖而出。
但是内阁制度本身的选拔过程是非常成熟的，内阁阁员按照科举的进士出身，努力把内阁阁员分为了资历较深的首辅主持，资历中等的从旁协助办事，而资历最浅的在几位前辈面前学习。
这种制度既保证了内阁阁员的办事能力，避免了资深阁员出现突发状况时有人可以接替，也确保了内阁成员老中青接替的轮换秩序。
即便按照年序资历推荐进入内阁的官员没有什么才能，但是最简单的萧规曹随还是可以办到的。这种制度保证了大明政治的延续性，和不至于发生过于激烈的政治动荡。
天启七年的内阁中，黄立极为主持内阁的首辅，施鳯来、张瑞图两人则是协助他的助手，内阁权力主要在这三者中。至于李国普，其在内阁中的作用就是学习前三者如何处理政务，和出现紧急状况时，作为内阁助手的后备补充。他的地位，到更接近于现代内阁制度中的不管部长。
黄立极，施鳯来、张瑞图都是在打击东林党的过程中，因为支持了魏忠贤而进入了内阁。因此三人都可以算的上是阉党的政治盟友，在东林党面前可以说是一个整体。
但是他们的关系也仅此而已，虽然在对付东林党的态度上三人是一致的，但是在对待阉党的态度上却各不相同。黄立极是把魏忠贤当成了一个政治上的伙伴，希望两人可以在内外朝相互支持，但是黄立极始终遵守着最后的政治底线，就是这种政治联盟不能逾越皇权，不能用来对付皇帝本人。
这也是为什么，天启故去之前只是颁发了一道遗命，黄立极就立刻抛弃了他和魏忠贤达成的政治联盟的原因。
而施鳯来性格柔弱，完全屈从了魏忠贤的权势。当魏忠贤势大时，他会极力巴结。但是魏忠贤失势之后，他也不会为魏忠贤叫屈喊冤。
而张瑞图则是被魏忠贤的名利所引诱，他附和魏忠贤打压东林党，是因为这样可以在政治上得到快速提拔。但是对于魏忠贤大部分过于激进的政策却是持反对意见的。
当魏忠贤下台之后，为了自保，这三位阁臣紧紧抱成了一团。但是当黄立极和崇祯深谈之后，确立了推进行政改革，恢复丞相制度的政策之后，他却下意识的想要和两位政治盟友保持距离了。
这没有什么可奇怪的，在原先的内阁制度中，理论上首辅要比其他阁员地位为高，但是实际上内阁阁员的权力大小，还是要看其同皇帝之间的关系如何，毕竟内阁阁员都是皇帝的助手，不是首辅的助手。
但是在将要推行的新内阁制度中，将要实施首相负责制，其他阁相不再对皇帝负责，而是必须对首相负责。而且吏部尚书、户部尚书的入阁，相当于把施鳯来、张瑞图现在的大部分权力都取消掉了。
这无疑在黄立极和施鳯来、张瑞图三人之间制造了裂痕，黄立极根本无法和两位盟友商议关于内阁改革的内容，因为改革损害了这两位盟友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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