虞世南闻言默然。
在灭陈之后，到大业中期的漫长岁月里，造反最多的地方，就是南方大地，大大小小的谋反、叛乱，都有江南士族的影子。江都之变发生以后，江南士族莫不是冷眼旁观，没有一家在乎杨广的死活，没有一家发出反对宇文化及的声音，个个借机扩张自己的势力地盘，并扶持起了李子通、沈法兴来图谋天下，企图划江而治。由此可见，杨广从晋王时期卖好到江都之变前夕，都没有感化到一家江南士族。
原因是什么？
自然是江南旧势力根深蒂固的影响力，这些世家不灭，南方百姓始终被他们绑架到自己的战车之上，朝廷生怕好不容易安定的天下又一次大动荡，不敢对绑架了南方百姓的南方士族下手。所以从某种程度上说，只能坐观他们一步步仗大。
而地方百姓本着‘县官不如现管’的思想，不敢反抗地方世家门阀，如此一来，他们便能够放肆的以朝廷的名义敛财害民，让朝廷为他们的罪恶背锅。也就是说，南方旧势力才是南北人心大一统的大障碍，他们不灭，天下不宁。
这时，杨侗又说道：“战争是打烂旧势力的最佳手段，只有把这些人歼灭了，朝廷的政令才能畅通无阻的执行下去，百姓享受到朝廷的利好政策，轻徭薄赋才能落实到位，地方才能真正的稳定下来。到时候，才能用南方税赋支持朝廷恢复中原民生。现在的中原大地千疮百孔，仅是北方之积蓄很难支持战后的河南大地，唯有加上物产丰富的南方，才能让朝廷迅速渡过战后的难关。这其中，又需要朕这个皇帝出面承诺，百姓才相信朝廷一视同仁，不计较他们从贼之罪，只有这样，南方百姓方能安心生产，为中原大地输送钱粮物资。”
杨侗说的是实话，历史上的李唐王朝之所以能够迅速恢复经济，并实现贞观之治。原因就是靠隋朝大运河，将南方钱粮源源不断运去北方。而中唐时期的开元盛世，同样是因为漕运的疏通，使南方大量物资北运，从而让关中和北方物资空前繁荣。
李唐王朝的两次兴盛和安史之乱后苟延残喘百余年，实际上都是得益隋朝开凿的大运河，残唐五代之际，谁控制了了漕运，谁就占据了战争的主动权。到了宋朝，赵大索性建都于运河之畔的开封。
虞世南终于明白杨侗的用心，想到一年两熟、一年三熟的南方大地，也十分赞成杨侗重视南方的思路，他沉思片刻，又说道：“圣上，这样说起来，上游的巴蜀就显得极为重要了。”
杨侗笑道：“天下未乱蜀先乱，天下已治蜀未治，巴蜀的重要不言而喻。秦朝伐楚、大隋灭陈，皆从巴蜀开始，朕很明白巴蜀的战略地位。”
虞世南点头道，“圣上明白就好，卑职就不再多言了。”
杨侗的思路回到了这次海军出征的问题之上，如今的大方略已经定下，但很多细节需要确认一下。
杨侗向一边的张镇周说道：“从这里到长江，需要多少时间？”
张镇周有丰富的航海经验，这条线路他也走过很多次，立刻躬身道：“启禀圣上，如果顺风的话，五天以内便可到达，如果是逆风而行，最慢也只是十天左右。”
说起风向，提前到来的房玄龄接口道：“这几天我发现吹的都是南风，偶然也有北风，风向好像不定。”
这也是杨侗想了解最关键问题，航海跟陆上行军不同，行军途中充满很多不可预测的危险。
文帝当初以汉王杨谅协高颎、王世积和大将周罗睺率三十万海陆大军前去攻打高句丽。高颎、王世积都是身经百战的名将，前者高颎精明强干，攘外安内，荡平南陈，战功彪炳；后者灭陈，定豫章、庐陵，堪称是战无不胜。但是他们水陆三十万大军齐头并进之时，陆军长驱直入、百战百胜，可是负责后勤给养的水军却遇到了大风浪，船只大多沉没于海，水军尚未抵达高句丽已是损兵折将，元气大伤，刚刚抛锚休整，就让高句丽军队袭击大败。深入高句丽腹地的高颎、王世积，关键要塞攻克不下，又遇雨季来临，陆上补给彻底中断，负责后勤的水军又葬送在大海之中，导致粮草供应不上，文帝远征高句丽的三十万大军最终以溃败告终，九成兵马遗留在了辽东大地之上。若是水军如期到达，哪还有后来的三次远征高句丽之战？
而杨侗刚才也发现旗脚飘向北方，说明现在是东南风向，这让他有些担忧了起来，生怕己军无法如期到达长江口。
张镇周身为大隋海军都督，这些年的大半时间都在海中奔波，对于东南海域的航海图和风向了解极深。他随即答道：“圣上，我们现在感受到东南风，是因为远处的太行山脉、泰山山脉阻挡了南下北风，但在海上吹的其实是北风；晚上的三更以后再来观察的话，大家就会发现变成了北风、西北风，不过现在正处于风向交换之时，过不了多久，北风就被南风取代，每年都是如此。为了拿到精准的风向信息，末将这些年询问了不下千名经验丰富的老渔民，一一印证过后，才得到了这些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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