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南的陈煊和日本人的谈判陷入僵局，东北南路军的李晋旭对旅顺的日军发起连续性的攻击。
连场大战之后，复兴党军队的缺陷终于暴露出来，陈煊一直致力于军事教育，而且在全国各地大肆开办陆军学院，但是国内的知识力量和人才储备实在无法支持如此多的师资力量。
是以陈煊开办如此多的陆军学院其实有浮夸之嫌，学校不少学生也不少，但是教学质量不要说和国外的那些军校相比，就是邻国日本以及北洋的师资教学质量也超过了陈煊的军校。
平时感觉不出来，但是与日本人的大规模战事一起之后，基层军官的缺陷就显现出来了，军事素养不及敌人，反应能力不及敌人，互相之间的配合也有差距，士兵精锐程度就更不必说了。
即便有陈煊开创性的很多战术训练，但是不能否认的是，复兴党的军队还是和日本人有差距，而且差距不小。
李晋旭和张孝准的东北南路军从长春开始就呼啸而下，一路势如破竹，日本人也有意识的收缩防线，在南路军逐渐向旅顺靠拢之后，战斗的阻力越来越大，将士们的伤亡也逐渐增多。
李晋旭和张孝准的南路军从长春杀入辽东半岛，实际上只用了一个月的时间，但是进入辽东半岛之后，特别是进入离旅顺50里的范围，日本人占有地利，修建了大量的防御工事，又是以防御为主，南路军虽然有空军的助战，但是战事还是逐渐陷入僵持了。
不过南路军也不是毫无收获，起码长春到辽东半岛的铁路北南路军完全收复，大量的日资企业和侨民非法占有的产业也被复兴党清理，日本人想要从东北获得军事资源，已经不大可能了，而且自身的伤亡也不小。
陈煊和军队高层在仔细研究过旅顺的战事之后，立刻做出了相应的调整，各地军队都组建了随军学校，旅顺战事的过程被参谋部撰写成无数的案例，下发给各个陆军学院和随军学校，让大家研究学习，做出针对性的作战方案和训练。
旅顺战事焦灼，陈煊干脆也不给南路军施加压力，而是把旅顺当做了练兵的磨刀石，因为铁路掌握在自己的手里，所以东北的各路军轮番上阵，利用这次战事练兵，新兵也被派到旅顺来适应战争环境。
这下日本人欲哭无泪了，东北军距离战场近，物资增援和士兵调换都很方便，但是日本人却没有这么好运了，想方设法的从国内以及高丽山东抽调援军和战略物资支援旅顺。
但是光靠海军的运输，实在是有些杯水车薪，若非李晋旭在陈煊的要求下控制攻击力度，日本人早就被推进大海了。
陈煊铁了心的把旅顺当做一个大练兵场，而旅顺也成为了日本人的一个部队流血的伤口，不断的耗尽日本人那点可怜的财政和战争潜力。
旅顺成为了日本人的一个鸡肋，食之无味弃之可惜，而且若是放弃，当年花那么大的代价发动日俄战场，死掉数十万人才夺去的东北利益就付诸东流了，日本内阁也承受不起丢掉辽东半岛的责任！
京城，大总统府。
自与日本人签订《中日民约四条》之后，大总统府就陷入无尽的悲愤之中，陈煊的海军在南洋与日本人一战大获全胜之后，更是给了危危可及的大总统府的威望沉重一击。
大总统府的官员在无形中分成了两派，一派是对大总统府的失望，很多人已经在准备退路了，一派则是不甘心放弃自己到手的利益，变得愈发疯狂起来。
而袁大总统因为签订与日的不平等条约，情绪也陷入低迷，再加上尿毒症越发严重，外界的压迫和病痛的折磨让袁大总统的心境雪上加霜，甚至有厌世的倾向。
不过袁大总统的宪法顾问美国人古德诺，他是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院长、美国政治学会创始人之一，全球公认的政治学和行政学权威学者，在8月份发表了一篇《共和与君主论》，却给了时期低沉的北洋的一些人点亮了一盏明灯。
古德诺的《共和君主论》文中提到中华目前的状况，中华民众的受教育程度低，无研究政治之能力，只适合于君主制。
袁大总统的首席幕僚杨度杨皙子看到古德诺的《民主与君主论》之后，如获至宝，赶紧又写下《君宪救国论》。
开篇就写道：‘德意志与日本之军队，节制严禁，故能称雄于世界，法美等国则不然，能付而不能强，此无他，一为君主一为共和故也，法美且然，余不足论，故共和必无强国，已成世界之通例，然法、美有国民教育，尚有对国家之义务心，可以维持而统一之，故对外不能强，对内犹不为乱。’
极力鼓吹君主制，《民主君主论》和《君宪救国论》在有心人的大力传播下，很快就成为了恢复帝制的理论武器，号称‘双璧’！
“各位，对如今国内的局势有何看法？”
袁世凯调整了一下坐姿，让自己更舒服一些，长期的病痛已经让袁世凯精力大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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